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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只要碰触了身体就是性骚扰吗?」关键不是性慾,是不对等的权力

[2020-06-11 03:53] 来源: 申博管理登入

前几天(编按:原文发表日期为)发生了两起性骚扰相关事件:一是八岁男童触摸女同学大腿,经校园性平会调查判定为性骚扰,要求男童须接受教育辅导;另一起发生在台铁南下列车中,因人潮拥挤,一名男乘客拍肩商请自备板凳的女乘客改坐为站,却被对方斥责性骚扰。在后续讨论里,可以看到某些迷思仍然存在(例如:「男童还那幺小,连性是什幺都不知道,怎幺可以说他性骚扰呢?」),或者对法律不理解而产生的错误想像(例如以为一进校园性平就必然会留下刑事案底)……当中我们最想讨论的,则是男性的「诬告焦虑」。

诬告焦虑:如果真的是误会,怎幺办?

目前看来,诬告焦虑大概有「法律」及「社会压力」两个层面可谈。在法律层面上,许多焦虑其实来自误解,像是误以为性骚扰判定只考虑主观感受,「我觉得不舒服就能告你,而且还一定能告成」,而不知台湾目前其实採用主客观并陈,与《嫌猪手事件簿》中描绘的滥诉现象仍有差距。若以前述台铁事件为例,由于「拍肩」被认定是一般社交行为,除非情境特殊,否则实务上不太可能仅因拍肩就构成性骚扰。

另外,也有将实务考量错解为性别偏见的状况。例如曾有质疑,既然诬告是公诉罪,为什幺女方告男方性侵害不起诉后,检察官不主动追究女方诬告?这是因为,不起诉不等于诬告,可能是证据不足或用错法条,除非真的凭空捏造(但要举证也不容易),否则诬告罪很难成立。

固然,确有检察官挟带偏见,认定「既然真的上过床,男生不就赚到了吗?何必得了便宜还卖乖反控诬告」的例子,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地认定所有相关情形都是基于司法的性别偏见。今年五月发生的四男一女未成年性侵新闻中,也有类似现象:问题明明出在法律攻防,但在媒体的简化报导下,部分舆论误以为法律歧视男性。

不过,就算在「法律」层面进行再多釐清,仍无法缓解「社会压力」层面的焦虑——就这一点来说,我们认为诬告焦虑确实对性别倡议提出了重要针砭:过去,性暴力防治侧重「教导人们不要受害」,却因此掉进谴责受害者的陷阱中;在察觉这层问题后,防治重点开始逐渐转向「教导人们不要加害」。与此同时,由于强暴文化依旧根深柢固,导致许多受害者面临骚扰或侵害时,往往仍先检讨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、是不是想太多了、是不是误会对方了,进而选择哑忍不语,因此「鼓励(人们站出来支持)受害者勇敢反抗」,也成为性暴力防治教育的重点之一。

只是,如此部署虽有逻辑,仍有未竟之处:如果被误会了怎幺办?如果误会别人了又该怎幺办?这部分的深入讨论,仍相对付之阙如。曾有同性恋男性因为在大众运输工具上被女性误会性骚扰,而当众出柜以示清白——这个事例,其实敲响了警钟。遗憾的是,人们对此的讨论重点滑向苛责该名女性「想太多」或「自以为是」,而无法针对相关议题,诸如女性为什幺更常战战兢兢地担忧被骚扰?男性若无辜被误会时该如何澄清自处?如果发现自己误会对方该如何道歉……等方面进行更多对话,反而强化了「如果误会别人性骚扰,可能招致批评」的担忧,因而不但无法缓解诬告焦虑,还间接巩固了「受害者最好不要公开反抗」的既有氛围。

关键不是性慾,是权力

「以出柜澄清自己并非色狼」的经验,一方面反映出面对诬告焦虑,社会对于「被误会时该如何应对」及相关制度缺失的探讨犹仍不足。另一方面,它也显示了社会对于性骚扰的某种扁平化误解:事实上,同性恋男性一样可能性骚扰女性——更精确地说,任何性别或性倾向的人,都可能是加害者或被害者;因此,性别或性倾向,并不是豁免性暴力的有效辩词,亦不是推论性暴力成立与否的直接关键。

无论男性「必须」或者「能够」藉由出柜,来澄清自己没有性骚扰女性的意图,「性倾向」成为驳斥性骚扰控诉的当然否证,都说明了社会的性骚扰想像,恐怕已经陷进危险僵局——「同性恋男性不可能性骚扰女性」的潜台词,即是「构成性骚扰的前提在于『性慾』」,亦即「我是同性恋男性,我对女性没有性慾望或性意图,因此我不可能性骚扰她们」;同样地,前述八岁男童性骚扰案中,主张「男童不懂性是什幺,因此不算性骚扰」的说法,背后概念也如出一辙:小孩子没有性慾望或性意图,所以不可能/不能算是性骚扰;而台铁事件中,某些讽刺女性当事人「大概用肩膀来做爱吧」的说法,其实也隐含着相同逻辑。

问题是,将「性慾望」或「性意图」当成性骚扰的关键,恰恰与女性主义批判性骚扰的重点背道而驰:重点根本不在加害者是否为了满足性慾而遂行骚扰,重点在于加害者透过性骚扰来「遂行权力」。反过来说,如果性骚扰的重点真的是性慾,那幺性别骚扰——诸如嘲笑阴柔男性是娘娘腔、以高龄未婚作为质疑单身女性的藉口、暗讽女性最终都要嫁人何必唸书——这些与性慾望或性意图不必然有关的行为,又为什幺会算是性骚扰的一种呢?

「只要碰触了身体就是性骚扰吗?」关键不是性慾,是不对等的权力

有的人以为「只要碰触身体就是性骚扰」,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性骚扰的定义不只是「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」,还有更多条件——简单来说,就是「利益交换」或「敌意环境」。前者係指以性作为贿赂或胁迫的手段,例如告诉对方跟自己上床的话就能升迁,或者威胁对方若不共进晚餐可能会无法毕业;后者则指骚扰行为塑造了不友善的环境氛围,致使被骚扰者感到恐惧不安,甚或对其工作、教育及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。

无论是利益交换或敌意环境,「权力关係的不对等」都扮演了重要角色:意即,加害者透过自身的权力优势,以骚扰的形式,对处于权力弱势的受害者,施加或展现权力。在此,「权力」才是问题核心,之所以强调性或性别,则有两层意义:首先,试图指出性或性别关係,本身即是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係,例如集体男性的性别权力优于集体女性(这种谈法有它的侷限,稍后说明);其次,则是揭露社会如何透过「性」,合理化不对等的权力关係。

什幺叫作「合理化不对等的权力关係」呢?举例而言,当我拿着iPhone 7走在路上被抢,儘管不免仍会有「财不露白」的流言碎语,但大致上舆论仍会倾向抢劫者须为罪行付出代价,不应以「看到iPhone 7而情不自禁」作为合理化抢劫的藉口。然而,一旦事情涉及到性,社会却会开始为加害者找理由开脱:是不是受害者穿着暴露才引起加害者无法自制的性慾呢(有趣的是,这类藉口企图辩护的对象,往往都是男人)?

如果加害者是女人,社会则会先检视她的外貌是否符合主流标準,再来决定这到底是「一场幸运的豔遇」,还是「无辜男子被恐龙欺负了」,彷彿重点只是这名女人的外貌,而不是她到底做了什幺;如果加害者是男人,「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」则成为常见的调侃——虽然某个程度上,这句话确实折射出身体资本与外貌歧视的议题,却也再次将作为问题核心的权力关係,偷天换日为长相与慾望。

总之,当各种谴责受害者的言论,环绕着「性」蔓延开展,原本就处于权力弱势而难以抵御的受害者(无论这个「弱势」是当下的或长久积累的),将因这些疑猜与否认而更加无力对抗加害者,甚至可能连说出自己的困境都显得艰难。于是,种种因为权力倾斜而来的压迫关係,在性的形式中,更加肆无忌惮了——对性骚扰的批判,正是要挖掘社会究竟以性的形式,粉饰了多少不对等的权力关係。然而,当性骚扰扁平化后,这个初衷却也讽刺地亡佚了。

性骚扰扁平化:消失的批判力道

如今,性骚扰的扁平化,至少可以看到两种模式:一种是将性骚扰简化成「性」,而不探讨权力关係。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形式化,性骚扰变成某种政治正确的不该作为(「你碰到我的肩膀就是性骚扰」),却无力批判权力不对等,更使得形式外的受害者失去受害资格(例如「难道你用肩膀做爱吗?」这句质疑,便将性骚扰限缩成性器官的碰触,而忽略了「摸哪里」并非重点,「凭什幺摸」才是)[注]。

另一种模式,则是本质化地看待权力关係,以为权力关係中的强弱位置是固定的,只有一种既定样态。儘管在实务经验中,我们确实会发现许多加害者之所以能够骚扰受害者,其所施用的权力来源,正是男强女弱的性别关係;然而,我们不能因此就将性别关係,窄化地认定为必然是男强女弱的。

权力关係可能变动,虽然少数例外不能用来否证男强女弱、师强生弱、资强劳弱、汉强原弱作为普遍现象的集体事实,但也不能因此便宜行事地认定权力关係永远只有一种长相。事实上,社会对于「女对男性骚扰」的荒谬反应,正说明了当我们採取本质化的权力关係模式时,可能面临什幺样的恶果。

因此,如果我们仅将目光滞留在性的珍贵、慾望有无、行为细节或时间长短(例如有没有摸、摸了哪里、摸了多久),未能意识到性骚扰的致命环节其实在于权力施用,将无法把关切重点拉回权力关係,而使「性骚扰」变成空泛的政治正确;与此同时,只关切权力关係也是不够的——若不谨慎省思关切视角,而对权力关係採取某种想当然尔的僵化想像,亦可能使「性骚扰」原本的有力批判日渐扁平,从而放纵既有的权力差距、甚至造成新的权力问题。

注释

关于台铁事件,不少人已就「身体界线」进行过讨论,我们便不再赘述。只是要特别说明:这起事件中,有些人觉得摸摸肩膀「无伤大雅」,何必这幺紧张?然而,每个人的身体与心理界线,本就可能各有差异。我们或许有较为宽鬆的界线,但应用来约束自己,而不是要求别人「必须跟我一样宽鬆」。

虽然我们也认为,不去讨论背后的权力关係,逕自认定「碰到我的肩膀就是性骚扰」是一种扁平化的性骚扰概念,但不代表身体与心理界线因此不再重要。换句话说,两者是不同的议题,不能互相取消;批判性骚扰扁平化问题的同时,不必否认尊重他人身体与心理界线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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